在当前中国文艺界积极地开拓进取、奋力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文艺创作迈向新高度之际，如何更加准确而又深入地领会中国文艺创作的源泉问题，变得十分关键。文艺家只有真正懂得从正确的地方去获取创作源泉，才能创作出让受众喜欢和心仪的文艺作品。文艺管理者、评论者以及广大受众也只有秉持正确的文艺源泉观，才能在面对文艺作品时采取正确的立场、提供准确的应对方略以及获取应有的精神滋养。在此问题上可以看到，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艺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之一在于，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背景下，继毛泽东明确回答了中国文艺的社会生活源泉之后，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国文艺的文化传统源泉问题，从而为当前中国文艺创作提供了双源汇通的理论指导。
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两个结合”的理论特质，双源汇通指明了当前中国文艺创作同时兼具双重源泉即社会生活源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泉、并形成其相互汇合和融通，体现了“两个结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理论创新价值。历史地看，毛泽东思想通过发起“两个结合”中的“第一个结合”进程，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明确回答了文艺创作的“唯一的源泉”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指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表明，文艺的最深厚源泉终究来自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实践本身，而不是文艺家自己的个人空想或偶然幻觉。这就要求文艺家坚持从人民的社会生活实践吸取“唯一的源泉”。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艺源泉问题上的新建树在于，在坚持上述“第一个结合”基础上，进而提出“第二个结合”，推进“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从而首次回答了新时代中国文艺还同时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取“重要源泉”这一根本性问题。《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还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21年）中进而首次明确指出：“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这一系列重大创新性论述，要求中国文艺创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自觉地不仅从人民的社会生活吸取“唯一的源泉”，而且同时还要溯洄于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重要源泉”，从而紧紧抓住和获取双重源泉。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百余年历史看，“两个结合”的双源汇通理论特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理论创新价值：通向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国文艺创作，不仅有着来自社会生活实践的“唯一的源泉”的激流滚滚的充沛激荡，而且也因此而理直气壮地获得了来自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传统的“重要源泉”的源远流长的丰厚滋养。当着既有社会生活源泉的充沛激荡，又有文化传统源泉的丰厚滋养之时，中国文艺家确实生逢其时，眼前展开了勇攀文艺创作高峰的绝佳机遇。
双源汇通理论具有丰富内涵，需要深入理解。这其中，应当认真辨析这双重源泉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已经有过一些富于启发性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过去时代的社会生活源泉在通过该时代文艺创作活动而转化为文艺经典或文艺高峰后，会作为文艺遗产或文艺传统而流传给后世，成为后世文艺创作的重要源泉之一。马克思一方面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规定文艺来自社会存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形式”之一，必须被放到社会存在这一基础上去认识。另一方面又指出过去时代的文艺遗产至今仍然具有影响力：“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样的希腊艺术和史诗在今天仍然能够“显示出永久的魅力”。（《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这就深刻地揭示了时代的社会生活和过去的艺术传统都同时是文艺创作的源泉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里深刻阐明了当代环境下的创造离不开过去传统的道理。列宁从社会主义文化和文艺发展高度，提出了如下要求：“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途径，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通向无产阶级文化。”他认为新的文化必须从过去时代的优秀文化中吸纳养料：“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青年团的任务》）这里包含有从过去时代创造的优秀文化遗产中吸取养料的基本思想。他甚至这样强调“发扬”现有文化的“传统”的重要性：“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的条件的观点，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上述思想有自觉的继承。他一方面强调人民的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的源泉”，另一方面又指出继承和弘扬本民族文化和文艺传统也具备重要性：“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民族的好的东西要恢复并搞得更好》）他强调“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他由此提出：“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周恩来在具体指导新中国文艺的过程中也要求继承本民族古代传统：“古代，没有社会主义，但有中国人民优良的传统，人民创造了许多他们理想的人物，如武松、穆桂英等，还有不少神话，都可以写。”他认为“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所以毛主席要我们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它发扬光大，一代胜过一代”。（《周恩来同志谈艺术民主——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总的看，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文艺立于本源和溯洄源头都同样重要，即文艺既要扎根于社会生活本源，又要溯洄于本民族文化传统源头。这两种源泉及其汇通的理论，归根到底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在文艺领域的创造性运用。这一基本原理特别是对于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有着特殊的启迪价值：中国文艺既需要从时代社会生活实践源泉中吸取基本源泉，同时也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纳宝贵资源。过去百余年中国文艺更专注于从社会生活实践吸取源泉，让文艺主要成为社会动员和文化启蒙的重要手段。而今天的文艺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新机遇：在坚持吸纳社会生活源泉的同时，也应注意吸取古典文化传统资源，这样就有可能让文艺更好地承担起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公民的人格涵育和文化熏陶的重任。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在文艺领域的重要体现，“两个结合”的双源汇通理论特质，对于推进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文艺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性意义。双源汇通理论已经和正在对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文艺创作产生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启迪。第一，双源汇通理论明确当代中国文艺家需要同时从现实社会生活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方面吸取文艺创作的源泉。与“第一个结合”进程中主要强调社会生活源泉而来不及真正重视传统相比，现在的“第二个结合”进程终于可以为传统正名并输入了传统的丰沛源泉。这意味着文艺家应当一面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牢牢地从人民生活实践吸收创作源泉；一面自觉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基因”，充满文化自信地从本民族文化传统中吸纳创作资源。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偏废，重要的是形成相互汇通态势。第二，这一理论引导文艺家特别注意从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传统中发掘优质资源，包括“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并应用于文艺创作中，使之成为文艺作品的创造性成分。这是因为，在“五四”以来的漫长时间里，中国传统曾经一度被视为“封建”或“落后”的东西而遭到误解和排斥。今天得到重新正名后，更需要加强补课意识，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去批判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其创造性成分转化为新的文艺作品元素。第三，这一理论激励文艺家更加自觉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自身艺术追求的典范，向着“文艺大师”和“文艺高峰”目标迈进。按照有关“中华美学精神”“中国艺术精神”“中国艺术心灵”等的研究，中国文化传统历来崇尚“文”和“文心”，具有“尚文”精神，相信“文”比“美”更根本而又重要。这种久远的文化传统需要同“美的艺术”观念、“现实主义”精神和“典型化”原则等现代美学和艺术制度形成汇通和交融，共同服务于新时代新征程的文艺创作以及“文艺大师”和“文艺高峰”建设。近年来，全国文艺界的文艺创作都在贯彻落实“两个结合”方面作了有效的努力，推进了双源汇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就舞台艺术作品来说，《朱鹮》《永不消逝的电波》《骑兵》《大河之源》《五星出东方》《只此青绿》等舞剧作了可贵探索。近期上演的北京人艺新排舞台剧《张居正》立足于新时代新征程改革精神表达需要，选取明代改革家张居正的万历改革故事加以描绘，唤起观众有关传承、反思和更新中华民族改革精神传统的强烈呼声。就电影来说，2023年一年就产生了《中国奇谭》《长安三万里》《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等影响力较大的作品。在电视艺术领域，河南卫视在2021年继《唐宫夜宴》之后的“奇妙游”系列作品即元宵奇妙游、清明奇妙游、端午奇妙游、七夕奇妙游、中秋奇妙游、重阳奇妙游等，产生了系列性影响。再有就是电视剧《情满四合院》《大江大河》《山海情》《装台》《人世间》《大山的女儿》等在社会生活源泉与传统源泉的融汇上成绩可喜。就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来说则有着特殊性，即把包括心性论传统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对于当代社会生活的影响，内化到人物的生活世界、心性世界及其人格构型之中，这一点从《望春风》《心灵外史》《漂洋过海来送你》《人世间》《谁在敲门》《宝水》《野望》等长篇小说中初见端倪。可以说，在双源汇通推动下，中国文艺创作发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出实绩。展望未来，沿着双源汇通铺设的道路，中国文艺界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开拓，在文艺创作中更加深入地挖掘和激活现实社会生活实践和传统文化这双重源泉，让它们灌注到新的文艺创作中，成为文艺作品活生生的价值源泉，滋养受众，赋予受众以精神力量。在此过程中，尤其应当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分析和批判，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从中发掘出创造性元素，源源不断地注入中国文艺创作的机体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