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当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2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如果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时代化的集中体现，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继承和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两个讲话一脉相承，是引领中国特色的人民文艺繁荣发展的理论指南和行动准则。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之后，曾委派胡乔木征求过郭沫若等文艺大家的意见，郭沫若给予了“有经有权”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十分认可这个评价。所谓“有经”，就是指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联系，就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普及与提高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经典性的科学论断，这些论断是永恒的真理，而永恒的真理是需要我们长期坚持的。所谓“有权”，是指在抗日战争的特殊的环境里，必须提出的一些具有历史真理性的权宜之计的论断。根据这个“有经有权”的科学判断，我们重新学习两个重要讲话，感触颇深，受益匪浅，倍增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宗明义就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奠定了人民文艺的坚实基础。正是在这一经典论断的指引下，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以《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逼上梁山》等一批为人民的优秀文艺作品。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创作出了《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山乡巨变》《三家巷》等一大批广受人民喜爱的化人养心力作。历史进入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继承这一经典论断，提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江泽民强调“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胡锦涛强调“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一根红线，紧抓不放，贯穿始终。历史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与时俱进地把人民文艺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提到了新的高度。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他还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他谆谆告诫文艺工作者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他号召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重温这些金句名言，多么中肯、多么深刻！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反映论精辟指出：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这是永恒的真理，一直引领着人民艺术家坚持在深入生活中沿着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正道上辛勤耕耘。新时期以来，党的主要领导都自觉坚守这一经典论断，继续倡导作家艺术家深入人民群众的实践生活中，创作要“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邓小平语），“深入生活是繁荣文艺的重要途径”（江泽民语），优秀作品“都必须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都必须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胡锦涛语）。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毛泽东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经典论断，再次进行了精深的阐释：“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他针对创作中出现的脱离生活、脱离人民的种种不良倾向如“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的问题、“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的问题、“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的问题……进行了语重心长的尖锐批评，并开出了根治的良方：“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令人欣喜的是，十年来，正是在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上述种种脱离生活、脱离人民的不良创作倾向已得到颇有成效的改观。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全面自觉地把人民文艺事业纳入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早在1921年建党前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领导人就对文艺与时代、与革命之关系发表过重要见解，但真正全面、深刻、精准地阐述党的事业与人民文艺事业、文艺与时代与革命的关系，还是始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宗旨，决定了党的事业与人民文艺的整体与局部的血肉关系。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提出，文艺应当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这是时代所需、民族解放大业所需。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强调“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江泽民在中国文联七大、中国作协六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古今中外的文艺巨匠，他们的传世名作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呼唤和要求，或者为社会变革而呐喊，为时代进步而欢呼，或者为敢于取胜的英雄人民而赞美，为知难而进的顽强勇士而颂扬，或者对先进事物加以热忱的支持，对腐朽事物进行无情的鞭挞，或者给人们以美好的愉悦，给人们以理性的启示，等等。”胡锦涛在中国文联八大、中国作协七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也指出：“一切有成就的文艺家，都注重在时代进步的伟大实践中汲取创作灵感，都注重反映和引导人民创造历史的壮阔活动。只有与时代同步伐，踏准时代前进的鼓点，回应时代风云的激荡，领会时代精神的本质，文艺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才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更是铿锵有力地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这两个“重要”，令广大文艺工作者深感重任在肩，使命光荣。十年来，学习、领悟、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作家艺术家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可贵的历史自觉，用各种艺术形式为伟大时代画像、立传、明德，硕果累累，成就斐然。
当年在延安，就有从国统区来的作家对秧歌舞和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等普及大众的文艺作品发出责难，呼吁要多排多演着意于提高的中外经典文艺作品。据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辩证分析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明确提出：“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同时普及也应是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实践反复证明：这又是一条正确处理好满足人民群众普遍需求与提高人民群众审美鉴赏能力和精神素质的辩证关系的永恒真理和经典论断。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正确处理好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文艺创作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适应市场需求与提高民族精神素质的关系，越来越显得突出和重要。为此，针对文艺界出现的那股低俗化、媚俗化、庸俗化之风，针对唯票房、唯收视率、唯点击量的错误倾向，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文艺发展史表明，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不仅是对文艺的一种伤害，也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他再三嘱咐文艺工作者务必正确处理好适应市场受众需求与坚持以文化人、提高全民族精神素质的关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他勉励文艺工作者“处理好义利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他坚持以“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科学标准澄清了对“观赏性”的不科学的盲目追求，倡导优秀的文艺作品应当自觉追求“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与时俱进地坚持继承发展毛泽东关于普及与提高关系的经典论断的又一重要贡献。
当然，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经典论断的继承发展绝不止于上述主要的四条。同样令人敬佩的是，他赓续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在当时抗日战争背景下有着历史合理性、必要性的带有“权宜”意味的论断，也与时俱进地加以继承发展。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关于认识和处理文艺与政治关系上的调整。当年，在抗日战争历史环境中，由于抵御外侮严峻情势和历史需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并进而提出了“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的论断。这一论断，虽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为后来新中国和平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并不具有永恒性。因此，新时期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即“二为”方向取代了“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并深刻总结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实践证明后者“害多利少”。他同时辩证阐明：“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据此，江泽民强调文艺应“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胡锦涛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提倡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更好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开篇就把文艺“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他联系创作实践，深刻批判了“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和“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的脱离政治的错误倾向，强调“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不仅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卓越，而且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更应身体力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自身要把政治思维、政治素养与艺术思维、美学修养和谐统一、互补生辉，辩证处理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还从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高度，落实好辩证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说：“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这两条，确实抓住了党领导文艺工作中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关键。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总书记，党的领袖都十分重视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毛泽东与习近平总书记，就都曾用同一成语“博大精深”来赞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都曾用同一个介词结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来阐述我们应敬畏和礼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与时俱进地把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了新的高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关于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系统而完整的科学思路。首先，在指导思想上，他提出要坚持“两有”：“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其次，在实践路径上，要坚持“两相”：“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最终，在宗旨目标上，努力实现“两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众所周知，毛泽东遍览群书、博古通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但他在战争环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对传统文化强调“批判继承”，而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却更贴切地强调“扬弃继承”，“扬弃”乃哲学术语，有扬有弃，亦即毛泽东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也。“两有”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方法论，“两相”是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论，而“两创”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结出的硕果。从“两有”到“两相”再到“两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守正创新前程似锦！习近平总书记还在毛泽东当年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后明确加上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把这“第二个结合”称为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足见其意义之重大和深远。关于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系统而精辟的学术见解。大家知道，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是第一个明确大讲并力倡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他指出“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的是中华美学精神在审美创造的运作思维上的优势和特征；“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的是中华美学精神在审美结构思维上的优势和特征；“形神兼备、意境深远”，讲的是中华美学精神在审美宗旨上的优势和特征；而“知、情、意、行相统一”，于西方美学也讲求的“知、情、意”之外，加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中的“行”，凸显了中华美学精神特具的实践品格。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院的老教授的复信中，又进一步发出了在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同时传承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的号召。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两位领袖，两篇宏文，一脉相承，光照千秋！学习践行，深切地领悟到：这正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才是最好的创新”的光辉典范。
